最近关于湖北作协党组要卖《都市小说》，以及刘继明的公开信，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的思考已经超出了这一具体事件，而可以使我们扩展开来，讨论一下作协体制与文化的公共性问题。在我看来，这一事件涉及到了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作协的管理体制问题，二是公共资源“私有化”的问题，三是作协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就这一事件而言，湖北作协党组的决定无疑直接违反了国家的出版法规，是一种在市场经济之中将公共资源“私有化”的举措，这一举措不合法，也不合情合理，但好像形成了一种“潜规则”，所以他们做起来好像理直气壮，我想这也与其他社会领域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有关，比如国企改制中的MBO，土地流转中的假公济私，等等。按照作协的体制设计，地方作协刊物的职责在于，发现并培养本地的基层作者与业余作者，帮助他们“成长”，但如今这一“文学新人”的培养机制基本上已经失效了。现在湖北作协的刊物，以承包的形式转租给社会人员，收取租金，而承包者则将刊物作为一种“生意”来做。我们可以注意到网上对《都市小说》的批评意见很多，比如质量低下，拖欠稿费，等等，这只有在市场逐利的意义上才能够得到理解。但是如果作协刊物放弃了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能，只是将之作为出租谋利的“资源”，那么这一刊物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刘继明的“办刊方案”，虽然还不够细致与具体，但呈现出一种大的抱负与气象，是将文学与刊物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的，如果其办刊宗旨能够实现，那么不仅对湖北文学，对中国文学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个专业作家能够牺牲创作时间来办一个刊物，对于湖北作协应该是一件好事，没想到结果竟然会这样，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涉及到了作协的运作机制。

同时这一问题，也涉及到作协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即作协对创作者的影响力与吸引力问题。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那时最有影响的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最有影响的理论与批评家如周扬、冯雪峰等，都在作协担任领导职务，作协的“权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1980年代以来，这却成为了一个问题，这表现在几个方面：1）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没有进入作协，或在作协中处于较为边缘性的位置，比如莫言、王朔、余华等在1980年代以来有较大的影响，但并没有进入作协（余华在2005年被杭州文联“引进”）；2）“民刊”的出现，使作协的刊物受到较大的冲击，这在诗歌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民刊也有“小圈子化”等问题，以及自身历史的演变，但其出现已经对作协的刊物构成了挑战；3）作协的“评奖”频频遭受质疑，近年来无论是茅盾文学奖或者鲁迅文学奖，伴随着其结果的公布，总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4）一些具体的事件，比如1990年代中期的“断裂”，一些作家宣布退出作协，等等。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作协重建“文化领导权”的努力，包括吸收“80后作家”加入作协，修改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规则，以及最近吸收金庸与“网络作家”加入作协等。但这些都是应激性的，虽然具有一定的效果与新闻价值，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在这种状况下，文学刊物与“培养新人”的重要性便突显了出来，如果文学刊物能坚持丰富、多元而又较高的艺术水准，将真正具有创作潜力的年轻人发掘出来，才是 “造血”而不是“输血”，才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才能体现出作协的权威性与凝聚力。而这，只能建立在对文学的“公共性”的理解之上，即文学与文学刊物是一个“公共空间”，是“天下之公器”，而不是个人或团体把持以谋私的工具。

但从“卖刊物”这样的行为来看，某些地方作协的领导人已经丧失了责任感，不仅把作协的职务当“官”做，而且也把作协的刊物当“生意”来做了，如果这样下去，作协丧失的便不只是“文化领导权”，而是存在的必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