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颇有感触。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政领导干部提出要“照照镜子”，对文学批评家来说，李希凡正是这样一面很好的“镜子”。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个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小人物”和著名的红学家、文学批评家，李希凡可谓中国文艺界(包括红学界)的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回眸”中，他没有局限于对一些史实的直陈和披露，而是对一些至今仍比较敏感的话题直言不讳，对当前一些红学家、文艺史家解读历史的错误视角和研究方法、理论进行批评，对目前红学界存在的不正之风直面叫板，对其恶劣根源进行深刻反思和挖掘。且不论李希凡的批评是否正确并被人们认同，单论这种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无所畏惧的理论操守和思想信念，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并敬重。

　　比如，针对当代一些史学家强调学术问题应该通过平等的学术讨论来解决，不应过多干预或搞“大批判”等问题，李先生回应道，对俞平伯的批评虽有毛病，但是，对胡适的批判则不然，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斗争，不是什么“纯学术讨论”。针对当前一些史学家片面强调当年一些文章的偏差和简单化问题，并借此夸大“批俞”的负面影响，李希凡指出，要全面、辩证、历史地看待当年出现的一些简单粗暴的批评文章，并且用自身的事实证明，中央是随时注意纠正批判时出现的偏差，并注意政策调整的。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汝昌的“曹雪芹家史”说和探轶学一直走红。李希凡回忆当年奉命著文，批评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错误同时又保护其过关的往事，不仅仍坚持当年的立场观点，还尖锐地指出，周汝昌错误的研究方法在今天依然影响恶劣，而现在被一些著名媒体捧红的红学“研究新成果”，其实是把曹雪芹家事和鲁迅曾批评过的“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混在一起的陈腐理论，贻害甚深。而关于文学理论中的“典型”、“典型性”、“共鸣说”问题，以及“十七年”的文艺成绩和问题应如何看待等，李希凡也都旗帜鲜明地做出自己的回应，或商榷，或批评，或认同，毫不含糊。

　　总之，这些被认为不能碰的、应该回避的问题，统统被这位年近九十高龄的文艺理论家坦率而勇敢地全面触及，并给予旗帜鲜明地回应，这无疑为当前文艺评论界(包括红学界)吹进一股清风。

　　当前，人们对文艺批评的现状不满意，有人提出“重构”文艺理论和文艺理论批评。其实，真正需要“重构”的不是文艺理论，而是文艺理论家自身。有些文艺理论家好像得了软骨病，要么依附于金钱，要么依附于某种“友情”，而缺乏李希凡那种清贫乐道、坚持真理的高贵品格，缺乏那种敢于追求真理、坚持信仰的思想操守和理论信念。

（作者系大连市中山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