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崇高与扎根土地的新时代实践
——《大罗庄》创作谈
姜成娟
那是许多面巨大的镜子，镜子前的我，泪流满面。那镜子，在本色红色群落老党员事迹展览馆，这个展馆，在莒县大罗庄村。
那次流泪，是在7年前，而它的滚烫，延绵至今。
今天，我的四部红色革命文化系列出版（包括《大罗庄》），以及我今天的生活——依然站立在那片镜子前，只不过，由当年出差，而变成了本色馆馆长。——我经常自己一个人上四楼，到镜子前，长久地凝视……
这一切，源自那个初夏的午后，那次铭心刻骨的流泪。
是的，从那时开始，我转身离开省城，离开原来的生活，把生命投入了这个叫做本色的事业。
也从此，投入了彻骨的孤独。
我的孤独在于，我所热切投向的家乡和人群，并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工作。“为客”是通常以来，人们对名校生的定位和期待。甚至长久以来，我自己也都讷讷：似乎自己还在这里，是一种不好意思。
不能做一个潇洒的采风者吗？为什么不能像很多人一样，以俯视和旁观的角度来写当代农村？为什么要坚持成为叙事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来书写与表达？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在土地上生活与工作的基层干部，如此笨拙、焦灼，如同地里一株拼命酝酿生长的植物？
甚至，在6年的时间里，尝试纯粹以精神的方式活着，耻于谈钱与一切当代人汲汲以求的东西，——我想，我确实是在崇高地活着，而忘记了，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它能持续多久？
在今天，在历经孤独、嘲讽之后，我悲凉地回首，我郑重地向历史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曾经有过崇高是社会的主流，全心全意为祖国奉献、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也不考虑物质金钱的时代——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年轻时“人可以纯以精神活着”——也是我6年来的追求。什么时候，这种纯正美好的追求能够回来？让年轻人可以不需要考虑金钱物质，而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奉献中？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呢？
深挚的，无法熄灭冷却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还有对老家，这个鲁东南地区那座千年古县的愚蠢而执着的热爱。这热爱，甚至哽咽无言。
正是因此，2014年文艺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出青年作家要到基层扎根的号召后，我认真践行。6年来，深心苦意，惟有鲁东南的深夜明月，可以照见。
关于这6年，我想，将来有一天，时间过去很多很多年，当有人要研究某一个历史时段中国青年、中国作家的思想史的时候，当他们拂去历史的灰尘，翻开我的书，看到我用鲜血写下的文字，轻轻叹一句：这是个真信仰者。这不是一个聪明人。
是的，我不是聪明人。为了心头的这一点鲜红，我所付出和牺牲的，今天没有能力描述之，将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能力写出来。
在今天，在很多人仰头合唱的时候，我已经将近缄口不言。
任何时代，都有真诚的信仰者，也有投机者，投机者的歌唱往往更加高亢。
大罗庄是我工作的本色老党员事迹展览馆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出生的村子。2020年仲秋节，我为大罗庄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典型九间棚村牵线，期望两个村庄能够加强联系，大罗庄村向九间棚学习，促进村庄经济社会发展。那晚从平邑赶回家，已经深夜，超市已下班，冰箱空空，孩子饥饿。那天晚上，月明如素，我在阳台上看着月亮，眼泪流下来。我问孩子：你能理解妈妈吗？孩子说：妈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宋平爷爷，为了这个地方。
《大罗庄》是我的四部红色革命文化系列之三，《本色》写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现滨海》是以青年视角发现滨海根据地的历史意义，《向组织报到——一个新时代青年的信仰之路》是写新时代语境下，当代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大罗庄》主题是党的领导，线索是党的建设，另一条线索则是党的土地政策，每个时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在人类一切生产资料中，土地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中指出：地产，即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社会运动将做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
事实上，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正是从农村走向胜利。
我关注农村，焦灼地关注土地问题，正是因为土地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是宋平一再强调的。那么，在新时代，土地、农民问题对于根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着怎样的巨大意义？
大罗庄的一位村民说过，前几年金融危机，他在城市里失业后，就回老家了。“咱不怕。咱有地。还有宅基地。”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要离开土地，到“外面的世界”去，刘庆邦《到城里去》的宣言，代表着80、90年代农民对城市的向往。而从什么时候，当城市居民失去保障和稳定工作后，才发现农村的两亩地还是退路和保障。而乡村何以振兴？关键在哪里？
图片认识、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最亟需的，也许是理论视野。
2019年7月1日，我决定写这个村庄，以此写党的一百年，写中国社会的百年剖面。此后两年，收集资料，各种寻访，省委党史研究院、省方志馆、县档案局、育英中学等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资料不外借，我就去拍照、抄写。
在长期的扎根中，我了解到宋平的哥哥宋寿田是王尽美介绍入党的早期党员，是王尽美生命尽头往来青岛莒县之间的护送者，意识到，这个村庄每个时期的实践，正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历史的细部投射。
我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农民的土地，不是天经地义就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因为正确解决了土地问题而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未来也必须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才能保证旗帜继续飘扬。这是更加深刻的思考。
什么是正确的土地、农村政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加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
我以一个村庄百年的翔实数据和事例，表达和支持了这一观点。这是当代青年对历史的负责，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也是对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忠诚。
这个作品，是我在济南的家与大罗庄之间的奔波里，在深夜的火车和清晨四点的早班车上，在大罗庄的土地上，6年思考的结果。在这几年里，有人以为我天经地义就是红色作家，我想，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逻辑。我的思想成长当然并不例外。事实上，我热爱红楼梦，喜欢话剧艺术，《大罗庄》是听着肖战的歌曲写下的。我想说的是，我始终具备更多的丰富性以及小说写作的可能与储备。而我写这个红色系列，是因为一个信仰者的政治责任。
创作主体的站位最终将决定作家透视和切入的视角、叙述的重心以及立足的点位。这些取决于他与叙述对象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主体怎么样，作品就怎么样。这是我坚持在土地上生活工作，真正平视的原因之一。
当下报告文学的创作大多追求写人物、细节，而我恰恰在《大罗庄》中有意反之。这是我的坚持，也是我的尝试。
我的对故事、细节的背离，反传奇，反夸大的坚持，在当下，几乎注定是孤独的。
它不是当下很多人在写的那种“报告文学”。它甚至不是“仰头歌颂”。它是平视的，对土地，对农民。
我并没有有意塑造人物。他们是共产党员。不同时期的共产党员。他们存在，不是为了不同，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他们是“我们”。
我注重写大的视野下共产党员的共性。注重梳理百年党史中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注重写党的自身建设。注重写党在每个时期的土地政策。更注重得出有深度的思考，比如在写60年代村里人人为人人，人人为集体的风气时，我写到：这就是伟大的文化上的重塑与革命。它昭示着：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可能的。
对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事件，我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尽量引用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大罗庄是宋平同志的家乡，他对土地政策、青年干部成长的思考，我也用在了书里面。
我有意在文本中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需要作者具备理论素养。我尝试理论注入、党史再现、文学表达。
是的，我追求的，是理论视野下的文学表达。用理论视野来观照每一个历史事实和人物。
这是我的自觉和决绝。也是我的自我属望。
我的这个书，像刺向风车的长矛，它能刺中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要刺出。我的第一本理论入门书籍，购自山东教育书店。毕业初到济南，我经常在那里驻留。山东教育出版社门前，有两株玉兰，十年来，每一个春天，它沁芳泻玉，长久地留在我的生命中。《大罗庄》大部分是在疫情期间，在家中凝视着那两株玉兰所写，从一地白雪到玉兰吐蕊，书稿完成后，春天也来了。
感谢家乡组织部门的关怀与支持。事实上，这个作品自始至终，都是在组织部门的关心下完成的。个人服从组织、个人服务组织，在组织的指导、培养下，以文学创作的方式，为组织的伟大事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这，就是一个新时代青年作家，最幸福的事情。
最后，感谢亲爱的中国共产党，是她的百年实践，波澜壮阔而感天动地，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值得我们为之反复咏叹与郑重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