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帮我收藏日本侵华罪证

——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齐红深

齐红深应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会邀请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作学术报告（2014年10月25日）

有人收藏书画，有人收藏瓷器，有人收藏奇石，——他们是收藏家。他们收藏的是文化，是艺术，是人世间和自然界美好的东西。我不是收藏家。但我收藏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罪证，那是中国的屈辱、痛苦和抗争。

我是从1984年开始进行系统收藏的。那时，我被抽调编写教育志，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看到了三种日本侵华时期出版的《满洲教育史》，都说：“满洲自古自成一区，向不隶于中国。中华文化自明代始入侵满洲。”

我发现，中国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研究，对于日本从文化上割裂东北与祖国血肉联系，为侵华制造历史依据，美化日本殖民教育的谬论竟然无人发声。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

我在日本投降前出生于河北省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常常听爷爷、奶奶、姥姥讲述日本侵华暴行和抗日斗争故事。知道父亲被日本抓去当劳工，修炮楼，遭毒打。舅舅在“七七事变”后加入共产党拿枪打鬼子。日本大扫荡，母亲抱着我跟着乡亲们东躲西藏。母亲怕我的哭声招来日本鬼子，用衣服把我的嘴紧紧捂住，我差一点被闷死。

我看到日本人的这些著作后，一连几天，儿时形成的历史记忆在血液里涌动激荡，顿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壮志豪情，决心写出中国自己的《东北地方教育史》以正视听。

我花费六年时间，遍查典籍，在1991年出版了《东北地方教育史》。没想到，我这个不是学历史也不是学教育的“老五届”大学生，竟然因这本教育史著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日本将这本书作为“中国大陆记述日本殖民教育代表作”，称我为“中国研究日本殖民教育第一人”。我在应邀去日本讲学时又发现，日本学者美化殖民教育依据的是日本侵略时期留下的档案。而当时我们是被侵略者，没有话语权，没能力留下奴化教育罪证。怎样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揭示历史真相？我想到，我们有许许多多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历史亲历者，他们的经历、见闻和感受是最有力的证据。于是，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寻访亲历者。1993年，组织调我任省教委办公室副主任，编史修志已经不是我的职责。但是，在民族责任和国民义务的驱使下，我仍然继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工作。

1994年冬，我在应日本“满洲、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邀请讲学时介绍了口述历史调查情况，引起很大反响。日本东海大学海老原治善教授、东京都立大学小泽有作教授、早稻田大学竹中宪一教授分别与我签订了合作出版伪满洲国教育史、口述历史和复刻日本殖民教科书等三项协议。有了资金保证，为了只争朝夕抢救历史，我联络到全国85位专家学者成立了“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课题组。为了扩大影响，在政府机关还没有网站的情况下，由学电脑的外甥李伟和侄女齐会芳开办了“日本侵华教育网”和“历史记忆网”两个网站。

正在全面铺开顺利进行之时，原先主动找我合作的日方人士有的说年老患病，有的说遭到右翼分子恐吓，要求终止合同。

突生变故，真是晴天霹雳！

怎么办？有人劝我打官司索赔，有人要我知难而退解散课题组。

我做这些事并没有得到领导批准。困难来临，只好同家人商量。我在回老家为庆贺母亲90岁生日时，向母亲和兄弟姊妹们说出了我的难处。

家庭部分成员在河北老家为母亲祝寿时商议支持齐红深收藏日本侵华罪证的爱国行为。(2007年10月19日母亲95岁生日)

大哥是部队转业的政工干部。他说：“既然搜集日本侵华证据是你的初衷，就应当坚持不懈。如果遇到困难就放弃，岂不让日本右翼分子耻笑中国？当初日本人士主动找你合作也是好意，应当体谅人家。”身体硬朗思维敏捷的母亲说：“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们中国人不能不算数。”大哥和大姐回忆说：“我们小时候亲眼看见舅舅跟着县大队打游击，姥姥和娘、妗子烙大饼、做军鞋支前。咱们齐家人多力量大，一起帮扶你。”

听了家人的开导，我顿时心情开朗。当时还写了一首小诗记述自己的心情：“白首归省一梦中，人是物非忆旧容。枕边老母谆谆语，床前月明照碧空。”

从此，形成了全家齐动员，参加文化抗战的局面。

为了支付已经产生的花销，妻子深明大义卖掉单位分配的132平米住宅，在教育厅墙外买了一个56平米的临街小房。除了堆放资料，刚刚放一张双人床。在外地上学的儿子放假回来，只能睡在资料上面。更难耐的是噪音大无法开窗，地下室多年积水蚊子臭虫特多。为了节省费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70多位家人，各自负责一片，滚雪球搞串联扩展辐射，先后寻找到25 000多名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

为了省钱，我和老伴买了录音机、录像机、电脑、打印扫描仪等先进设备，自己录音录像，自己打字、自己扫描图片。大哥从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处等单位募集资金，侄女婿王伟敏与人合办的南京瑞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主动捐款，在老家干个体的侄子齐志辉慷慨解囊，全家人都有多有少各尽所能。经过85位专家的访谈整理，已经搜集整理出2 778人约的口述历史和数千种教科书、历史照片等实物，构成了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证人、证言、证物完整体系，填补了国内外档案文献的空白。

2015年，举国上下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期间，我的收藏派上了大用场。新华社采访我编发了《挽救历史》等三篇通讯、一篇文字内参、一部影像内参和两篇英文稿。中央电视台录制了两部历史纪录片，各大媒体采访我的报道多达60多万字。我编著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入选“国家百种经典抗战图书”，《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十卷本）获得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资助。经家人研究同意，我通过新华社表示愿将全部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后，国家文物局负责人专程来到我家，说：“中央领导做了批示，对你的爱国之举很赞赏。”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这些藏品不是我个人的，是课题组全体成员三十多年共同奋斗和我们全家无私奉献的结果。我只希望能够把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妥善保管、有效利用、努力传承下去。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前几天，国家指定的接收单位把我家的藏品全都拉走了，一个大集装箱汽车满满的没装下，又加了一个面包车。

（此文系辽宁省教育厅上报辽宁省老干部局“家人、家事、家风”活动先进材料）

齐红深代表课题组将课题研究资料无偿捐献给国家，吉林省档案局向全体课题组成员颁发的捐赠证书。（2016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颁发的感谢函。（2017年）石松源、贺长荪《百家评说齐红深：让教育史走向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徐雄彬、徐德源编著《口述历史怎么做怎么样—齐红深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