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因牺牲而崇高

李准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佛图关的杨闇公烈士铜像

信仰，坚信而又敬仰，它承载着人们对人生最高价值和生命终极意义的认定与追求。追求不同，信仰也就不同。信仰的选择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各种信仰的确立，从一开始就是以信仰者们的奉献和牺牲为条件的。没有牺牲，就没有信仰。甘地把“没有牺牲的信仰”列入“七样毁灭人类的东西”之中，早已是人所共知。

凡崇高的信仰，都格外要求信仰者在必要时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信仰。信仰因牺牲而崇高，信仰者的牺牲在暂时中接通了长远，在精神追求上通向了永久。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就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从信仰选择的意义上来讲，每个共产党员都坚信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而牺牲，才是自己人生最高价值和生命终极意义之所在。“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样的信仰是最崇高的信仰，这样的牺牲精神最为锋利和强大。

再回忆一下我党历史上先烈们牺牲时是怎样谈到信仰和牺牲的吧：

杨闇公，1927年4月6日牺牲。蒋介石特务问：“难道你不怕死吗？”他愤怒回答：“只有你们才怕死。”“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在全中国胜利的。”

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牺牲。面对军阀政府的绞刑架，他响亮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满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光荣的胜利！”他还说过：“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夏明翰，1928年3月20日牺牲。在刑场，他大喊“给我拿纸笔来”，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杨殷，1929年8月30日牺牲。面对敌人的枪口，他镇静自若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唱着《国际歌》就义。

吉鸿昌，1934年1月24日牺牲。在蒋介石政府的法庭上，他高喊：“你们可以杀我，你们不能侮辱我们的党，不能侮辱这个为全国全世界有良心、有进步眼光的人所推服敬重的党！”就义时，他对刽子手喊：“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

刘伯坚，1935年3月21日牺牲。在狱中，他就写了“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著名抒怀诗《带镣行》。上刑场前，他给兄嫂写信说“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又给妻子写信说：“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瞿秋白，1935年6月18日牺牲。被捕后，中统特务轮番劝降，他决然回答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不愿作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被押往刑场时，他唱着自己最喜欢的《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以从容就义维护了信仰的尊严。

赵一曼，1935年8月2日牺牲。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她坚持宣传“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又写信给远方的6岁儿子说“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然后昂首高唱着《红旗歌》英勇就义：“高高举起呀！血红旗帜，誓不战胜，终不放手！”

方志敏，1935年8月6日牺牲。在狱中，他写了《死！—共产主义殉道者记述》，文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杨靖宇，1940年2月23日牺牲。在日伪军围追下，他已断粮多日，冻伤严重，孤身奋战，体力耗尽，雪野里遇上几个打柴人，有人劝他先投降以保住命，他庄严回答：“我有我的信仰，我不能投降！”日伪军攻过来，他中弹倒下前又击毙几个敌人。

江竹筠，1949年11月14日牺牲。她受尽种种酷刑仍严守党的秘密：“我没有组织，马上砍下我的头也砍不出组织来！”被屠杀前，专门写信给代养她4岁儿子的谭竹安说：“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请看，这11位先烈，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干部，牺牲时最小的28岁，最大的39岁，平均33岁，正青春年华。他们的牺牲都那样感天动地，对信仰的诠释都那样鲜明，令人震撼：其一，以为共产主义献身为行动选择的最高准则，视信仰高于个人生命。其二，牺牲前要求妻、子继承自己的选择，革命到底。其三，都对未来充满信心，坚信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其四，他们为信仰壮烈牺牲，都延长了“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竖起了崇高的丰碑，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形象永远地活在了后来者的心中。这种为崇高信仰而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伟大的精神动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至今一想起这些先烈的牺牲，仍教人感到仰之弥高，心潮激荡，志气大增。

对待牺牲的不同态度，是检验真伪信仰者的试金石，更是真伪共产党员的试金石。从历史上看，诸如向忠发、卢福坦、顾顺章、罗绮园之流，在革命潮流裹挟之下进入了党的队伍，甚至在党内占据了高位，但并未真正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共同的问题就是追求享受，害怕牺牲。在白色恐怖下，一朝被捕，立即叛变。还有白鑫之类的叛徒，因向往富贵，还没被捕就先向敌人告密。他们的叛卖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失堪称是灾难性的。当然，革命的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且他们在肉体生命死亡前，已先在人们心中死了一千遍。

就党的队伍建设而言，在和平建设时期，崇高信仰的坚守也需要牺牲精神的支撑，只是牺牲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不同而已。学史明德，历史是一面镜子：有多少牺牲精神，就有多少崇高信仰。

2021年6月18日

（作者是中国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