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蓥伯同志的《春蚕蜡炬集》，2013年9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他继《激浊扬清集》、《两刃相割集》、《匪石匪席集》之后，又一部颇有分量、颇有现实感的理论论文集。

就像马蓥伯同志平时最喜欢的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所唱的那样，在他这部新著中，我们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位耄耋老人的手笔，相反却能处处感受到一股青春的朝气，一股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感受到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在跳动。作者对祖国、对党、对人民充满了深沉的爱，对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我们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我读过之后深深感到，书中这种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奋斗精神，很值得学习。

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

打开《春蚕蜡炬集》，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纪念篇”，在这一栏中，有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160周年、纪念列宁诞辰140周年、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6周年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不是应景、应命而写的，都是作者有感而发，并且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人们不仅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到作者那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更可以看出作者作为一名理论宣传工作者致力于宣传党的理想信念的责任担当。例如纪念建党86周年的文章就分明地写道，“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永远指引着我们”。在当时，这句话作为文章的标题标出来，本身就很有现实的针对性。本来，“共产主义”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名词，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只能在党的文件、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看到它，而在一些文章，特别是一些理论文章中它却被无情地淡化了。拨乱反正初期，一位领导同志写了一篇题为《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文章，竟然受到一些人的嗤笑。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建国后不久我们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且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过去始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对共产主义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总觉得建设共产主义是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刮“共产风”，搞“穷过渡”,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极左的宣传，这些都大大损害了共产主义的声誉，以致一些人不愿意再提共产主义了。其次是现实的原因。苏东剧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一些人以为共产主义时髦了一阵子，现在该“收摊”了。特别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一些人的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了，甚至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应声虫。他们认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还谈什么共产主义？……正是针对一些人长期以来不断鼓吹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甚至公开写文章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基督教天国理论的现代版”等错误观点，马蓥伯同志在纪念党的86岁生日时，才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

其实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党的领导人邓小平等始终是非常清楚、非常坚定的。“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批判“左”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一直反复强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很显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在为它而奋斗的过程中出现曲折和失误是难以避免的。有错误就纠正错误，没有弄清的问题就设法弄清楚，决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我们的远大理想。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的确，作为共产党，不讲共产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不管你的名称是什么，实质上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了。

当然，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绝不是说要在当前就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马蓥伯同志在书中说：“我们离开党章规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还有漫长的征程。在实践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我们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书中特别引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说：共产党人如果不为党的现阶段目标而奋斗，“对它稍许放松，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踏踏实实地建设社会主义，单是空谈共产主义，就等于背离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当然也正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6页）忘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使我们当前的事业失去了共产主义这个普照之光的照耀和指引，我们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理想信念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把理想信念形象地比喻为“精神上的钙”，指出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话既生动又深刻。所谓软骨病，就是站不直腰板儿，无论是做经济工作还是做意识形态工作，总会感到理不直气不壮。这首先表现为有时分不清是非，甚至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懵懵懂懂跟着错误的调子唱。其次是即使大致分清了是非，面对正确的观点或做法，也不敢旗帜鲜明地加以支持；面对错误的观点或做法，更不敢理直气壮地加以批评，总是“足将进而趑趄，口欲言而嗫嚅”，或者说几句不咸不淡、模棱两可的话。一句话，就是没有担当，不敢负责任。这样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坚持科学的理想信念，对共产党员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向来反对“本本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但“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就得联系实际学理论。根本就不读书，不懂理论，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春蚕蜡炬集》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文章都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例如，《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几点认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及《面向现实、面向群众、面向青年》等，都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作者不是空洞地号召和提倡，而是以具体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一文中，他以列宁为榜样，系统地论述了列宁当年是如何“攻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从现实出发加以运用”的。文章指出，只要认真读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国家与革命》就不难看出列宁为了弄清楚当时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搅得最乱的“国家问题”，是如何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有关国家问题的“差不多所有的著作”的。文章说，列宁曾经指出，《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这些每个觉悟工人都必须读的书，我们读了没有，读懂了多少，这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深思的”。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共产党员是不是可以不经过学习就能自然而然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呢？这本是一个很老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很少有人提到它了。但今天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仍然很有意义。马蓥伯同志在《分析好大有益》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并不能从工人阶级中自发地产生，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深刻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深入研究丰富的人类历史遗产，从而得出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观点，然后又回到客观实际中去加以检验，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结论。人们对于这个科学结论，当然不可能生而知之，无师自通，掌握它的有效办法是认真攻读，锲而不舍，此外别无他途。”

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心是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开当前正在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搞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甚至以学马列冲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肯定是错误的。但是，也不能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学好后者，掌握了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前者的精神实质。书中说，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在后来坚持、运用乃至发展了它的人们那里当然无需一一加以复述，但我们却有必要把重要的经典著作认真地读一读，否则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我们只有掌握了经典著作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深刻理解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只有深刻理解了经典作家所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深刻理解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什么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十分强调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当然，也应该同时指出，只有联系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显然应该加强。201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看“经典”何以引来“好奇”目光》的文章说，作者在地铁里翻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竟引起周围群众完全不理解的窃窃私语，作者感到难以理解。其实这并非极端的例子。几年前在某大学图书馆里，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读《资本论》时都得用其他的书遮掩着，不敢把《资本论》公开摆出来。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多么离奇的怪事！《春蚕蜡炬集》中根据《北京日报》一项调查的材料说，在一万名受访干部中，每周读书的时间“少之又少”，而在这可怜的时间里，“选择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更是只占8.3%。这的确是很“值得我们怵然而惊、憬然而思”的。

关注意识形态工作

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马蓥伯同志一向非常关心意识形态工作。他在2008年写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一文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我们绝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单打一”，决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是非常正确的。文章提出，“要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要积极开展有理有据的批评和反批评”。而我们一些干部，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却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缺乏应有的认识。例如中央一再强调要特别关注和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发展和泛滥，可是有多少领导干部对这些思潮有较深入的了解并关注着应对这些思潮的现状呢？有不少持错误观点的文章正是在有影响的媒体上发表出来的，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从书中的“纪念篇”、“理论篇”、“阅评篇”和“人物篇”的大量文章看，作者是非常注意以正面的理论论述为主的。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热情地歌颂革命导师们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以及他们对当代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指导意义。他对革命前辈如王震、马文瑞等的缅怀也是感人至深的。他在批评一些错误作品的同时，也不忘热情地推介优秀的佳作。他认为，“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要努力生产健康积极的精神产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充分保证舆论工作正面引导的强大力量。但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必要的舆论斗争。从“驳诘篇”等多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着多么复杂的分歧和斗争，可以看出这一领域里至少存在着几条战线。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同“西化”思潮的斗争。所谓西化，在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推行者来说，除了利用外交、军事等手段对我国进行孤立、打击，甚至公开支持国内异见人士、暴恐分子以外，主要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打“无硝烟的战争”，搞和平演变。在国内则是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诸如否定一切革命，贬低列宁、美化普列哈诺夫，美化戈尔巴乔夫、赞扬苏联解体，歪曲五四精神，否定抗美援朝，鼓吹回归新民主主义，曲解《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错误观点的批评。事实上这股思潮无孔不入。在政治上，它鼓吹宪政民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意在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化；在文化上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意在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股思潮的严重性在于，它不仅占有了一些舆论阵地，而且开始往教育领域渗透，企图影响青年学生。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事实证明邓小平这个思想富有远见，极其英明。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时候也明白，在中国，一下子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不容易，还不如同时采用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去蒙骗那些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来得更干脆。在《分析好，大有益》和《老祖宗不能丢啊》等文章中，作者有力地批驳了那种认为“过去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竟是斯大林版本，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斯大林尽管犯过错误，但正如我们党的重要文献《关于斯大林问题》（《九评》之一）所指出的，综合其一生来说“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文章还明确批评了那种歪曲恩格斯晚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思想，胡诌恩格斯晚年已经“放弃暴力革命”，单纯主张“利用宪政，采取议会斗争，进入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批评了那种企图用股份制的“私人资本自行扬弃”，代替“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在《老祖宗不能丢啊》一文中，作者以有力的事实批驳了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过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谬论。这种情况表明，现在有人正在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勾当。这提醒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入地学，系统地学，避免上修正主义的当，同时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同“儒化中国”错误倾向的斗争。在《谈谈“儒化”及其他》一文中，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非常必要的，但对“国学”，对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方针。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确有很多精华值得继承，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产生于奴隶社会末期，昌盛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终究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其中必有封建性的糟粕。看不到这一点，主张“全盘继承”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做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做到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作者指出，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些人“拿糟粕当精华，以腐朽为神奇”，“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并不是把儒学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批判继承，而是鼓吹把儒学宗教化，政治化，企图建立一个以儒教为国教，政教合一的、儒教共同体专政的儒化国家。”他们说，“儒化的原则就是和平演变。”“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儒化共产党’的关键是要‘用孔孟之道来代替马列主义’，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从马克思回到孔夫子，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这简直就是一篇“儒化”中国的政治纲领。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我们绝不能数典忘祖，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弘扬传统文化。但与此同时，也一定要警惕借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儒化中国”的阴谋，绝不让后者鱼目混珠，扰乱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

以上几股思潮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都指向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一点上，它们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

在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形势下，在国内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各种思潮并不奇怪。但是，就像习近平同志近来所反复强调的，在宣传思想领域，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开明绅士，也不能作旁观者，就得斗争。只要领导干部是非明确，意识形态领域的正能量就会如泉涌一般迸发出来，我们也就一定能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真心拥护并认真践行“双百”方针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大量存在的思想认识或学术观点问题，当然只能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通过讨论、争论来明辨是非。在《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毫无疑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五十周年》一文中，作者全面地论述了“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放”与“争”的辩证关系以及“放”与“争”中判断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文章说：“要正确处理‘放’和‘争’的关系，既不能有‘争’无‘放’，又不能有‘放’无‘争’”。“‘放’和‘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争’无‘放’，‘争’又不讲道理，以势压人，结果可能是‘万马齐喑’，有‘放’无‘争’，对错误的东西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就可能是一片混乱；有‘放’有‘争’，才能真正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特别要注意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作者引用1983年10月邓小平所说的话：“‘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现在的有些情况正是这样，在网上，在某些报刊上，错误的观点随处可见，但跟它们“争”得不够。这是为什么？恐怕主要是有一些思想障碍。

例如有人觉得批评错误观点会把错误观点“炒热”。对此，书中有一段说：“错误的东西是客观存在，你……挂出免战牌，并不能缩小它的影响，相反，只会任由它在群众中扩大影响”。而且根据这些年的经验看，似乎越是错误的东西流传越快，它决不会自动“凉”下去，因为有些群众并不一定知道它们就是错误的，或者知其不对，但不知其错在哪里。很显然，对这些东西三缄其口，眼看着它们不吵自热，那才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还有一种想法就是片面理解“正面宣传为主”。“正面宣传为主”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搞的“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那一套提出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不应把它同正常的批评对立起来。书中反复强调“把正面宣传和反面批评结合起来”这个思想。的确，“为主”的正面宣传就应该包含着对错误的批评。让群众知道错误的东西为什么是错误的，这不就是很好的正面宣传吗？相反，如果只讲无的放矢的空话，面对错误的观点，一句都不触及，使自己的宣传和错误的“噪音”形成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那还怎么达到正面宣传的效果呢？

再就是进行批评怕人家说“左”，“搞大批判”。其实“文革”时期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所谓以势压人的“势”就是这条极左路线。那时候有的人所以敢于放肆地对别人打棍子、扣帽子，锻炼周纳，无限上纲，背后就仗着这条路线的支持。如今“左”的思想影响不能说没有，但作为路线，极左路线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今天的批评和反批评基本上都是在正常条件下进行的，在一般情况下，怎么会成为“大批判”呢？如果一定要把说理不够、文风不好就定性为“大批判”话，那么今天搞“大批判”的也不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而是那些不赞成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例如民主社会主义者们硬说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的拥护者们硬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都讲出过什么令人信服的道理呢？

还有一种思想是，不批评是为了遵循“不要争论”的原则。的确，邓小平同志说过“不搞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但他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中的具体措施说的。因为这些措施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来证明，抽象的争论只会贻误战机。但邓小平绝非主张任何问题都不争论。当1979年社会上出现严重的错误思想倾向时，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就是在同当时的错误思潮进行争论、进行斗争吗？1983年，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出现精神污染现象，他又号召同各种精神污染现象作斗争。1986年，当有人主张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从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议中删去时，他明确表示，“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赞成用。”1992年，他又明确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搞“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由此可见，以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不搞争论”为借口，为自己在错误理论面前缄默不言找理由是徒劳的。

“双百”方针含义丰富，不是一个“争”字所能完全涵盖，但目前正确理解“争”字的含义，不“为我所用”，注意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对于全面理解和正贯彻“双百”方针至关重要，从而对于我国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也至关重要。

《春蚕蜡炬集》的作者马蓥伯同志理论功底深厚，知识渊博，他的文章富有文采，富于激情，很能激励人、感染人。然而同这些相比，我更佩服的是马莹伯同志那是非明确、旗帜鲜明的政治品格。这种品格在当前极其可贵。他这部文集和他的其他文集一样，都有文风犀利的特点。在理论是非面前敢于亮剑，绝不吞吞吐吐，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引着他，他“自岿然不动”。正如他的一部文集的书名所表示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与此同时，他的文章又非常注意摆事实讲道理，注意分析，防止片面性，注意以理服人，防止简单化。例如对毛泽东，他既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反对肆意贬低甚至污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又不讳言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文革以前的一些重大失误（见书中《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意义——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又如对国学，对儒学，他也是一分为二的，既充分肯定其中进步的、甚至至今仍然放射着光辉的优秀的思想和观点，也指出它们的历史局限性（见书中《入库国学的一把钥匙》、《谈谈“儒化”及其他》）。因此读他的文集，不仅在思想上可以受益，在文风上也可以学到东西。谓予不信，请君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