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黄纪苏为祝东力的随笔集写的序。
冬日其心，秋月其文
东力要将历年的文章结集出版，命我作序。我知道他这是对我们多年友情的珍重。几年前我的《与精英保持距离》出版，也是请东力作序，我在该书的后记里说，想籍此书纪念一段生命，籍此序纪念一段友情。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我都读过。读的第一篇是署名“亚子”的剧评，评的是2000年上演的《切·格瓦拉》。我跟东力结交在那之前不久，他在我那本书的序言里对此有过记述。回首来路，两个书生拎着各自对世界的感受，沿着生活的逻辑一路行走，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走到一起，从此成为古人所说的“同道”。古人还有“神交”的说法，我与东力的神交，准确说，始于2000年春末夏初读《评<切·格瓦拉>》那个静静的上午。当读到“砰然心动，怆然涕下，流落在旧世界的战士听到了革命的乡音”时，他彼时观剧的感受和我此刻读文的感受已混为一谈。这篇文字，这些年我又读过数次，那种基本情感、立场和价值观在万籁无声中訇然共鸣的感觉依然如故。记得友人杨平——我们也是相识于2000年某次他声泪俱下的演后座谈会上——读到这篇文章即向我打听“亚子”是谁并要去了电话，从此他们也成为好友。
东力属于最近已不大流行的“读书人”。虽为60后，他却讲话得体，做事谨严，为人诚朴，身上有种旧式学者的风致。一位女士见识了他之后直嚷嚷：“看来看去，这些人里也就祝东力像个学者!”整整一个甲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人格一直定不下来。前三十年学工农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略有眉目，天地一转前功尽弃。在如今这个打砸抢资本主义时代，“真小人”成了无数人的行为楷模，电影电视戏剧小说纷纷办班教授油腔坏相邪拳歪掌，路边街头随处可见脸红脖粗的初学者在交流学习经验。士林盗匪气日深，快成李鬼剪径的那片林子了。学者公知的确多才多艺，各类坏事一学就会，尤其那张污言秽语的嘴，一动就跟肛裂似的。在你追我赶、生怕左邻右舍比自己更不是东西的时风对面，抱朴守拙、谦冲内敛成了“古风”。嘴常闭、头微垂、连笑都止于呵呵的东力是个向内生长的人，倒映在他文章中的内心世界蔚然而深秀。这样的内心世界正与嚣张秽烂的外部世界拉开夺目的距离，将会在未来力量的吊民伐罪中成为特殊的战斗力。
东力是一位纯正的左翼思想者。之所以说“纯正”，是因为“左翼”在他首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一种哀悯弱者的心性。我曾在很偶然的场合听青年人很偶然地谈起多年前挣扎于社会底层、人生冬天时“东力老师”对其倾力相助的温暖往事，这类事这些年我从未听东力提起过。左翼本来就是一团嘈杂，再放社会剧变的桶里一搅，名实就更乱套了。有些“左派”之所以走左边，纯粹是因为右边的梯子太挤了;有些不巧投生在社会的沟壑，于是和高楼大厦不共戴天，可一旦挨上名利权势，还不一定真挨着了，那可真比做变性手术挨了一刀还难认;有些就连迈最基础的道德门槛都能把大腿根部屡屡擦伤，却号召芸芸众生冲刺二米五的历史新高;有些身上的涂料红得发紫，那是因为这是巴黎今秋的流行色，明年开春中国没准儿风行。面对眼花缭乱的身影，观者会希望有一个本色的原点作为实在的参照。我个人就近拿东力当了弹簧秤，逛思想早市的时候随身携带。
东力的思想也透着清洁，这首先体现在思想的动机上。他也要养家糊口，也须出卖劳动和技能，但思想在他是非卖品。他没有把思想改装成“学术”，抱到“学术殿堂”去堆积声名、变现利益，更没有骑着三蹦子去给谁家铺地砖贴壁纸、做理论精装修。由于无欲而坚、拒载其他闲杂目的，东力的思想探索干净利落，单刀直入肯綮。他取径马克思等人经受了考验的真知灼见，避开道旁灯红酒绿的名词概念，不沾花惹草，不拖泥带水，朝着求真的方向不紧不慢独行。社会历史像群山一样如约现身晨光之中，为不计漫长、不惮寂寞、乐乎其中的旅人展示其峻冷的轮廓、深浅的层次和分明的走向。东力很少鸿篇巨制，他有资质却没兴趣进行理论圈地。与其把几个钢镚放进一口大箱子，他更习惯把挺厚的钞票装进一个小盒子，虽然他未必不清楚，大箱子加小钢镚摇起来跟拨浪鼓似的，音响效果肯定更好。东力的文章话题再小、篇幅再短，哪怕只是谈刀子谈辫子的百字千字文，都内含深远的时空，读之有如武陵人入桃花源：“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与孤峻的思想品格相配套的是简劲的语言风格。东力的文字，以性情涵养，经晨昏淬炼，有一种高秋朗月的清湛虚明之象，可以无愧于那悠久而正大的美学传统。
东力的思想探索简单说，就是总结过去，探索未来。这其实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和夙命。总结过去和探索未来本是可以独立的两事，但在中国却几乎融为一体，尤其当“过去”是和当下关系密切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起于近代大危机，盛于新中国，随文革的破产戛然而止。这个曾经浩浩汤汤的巨大存在，其一兴一衰即决定了对它的反思必须是多面的，结论只能是复杂的，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均非正解。从中国革命的破绽中动身的改革开放及其右翼意识形态，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然性。可惜右翼思想家们忘了，从旧中国败局中胜出的新中国，也曾经三证齐全。胜利者的通病是极度膨胀、不留余地。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前三十年是这样，恨不将毛鞭尸的后三十年也还是这样。两个三十年都为其过头偏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左翼能否再次获得未来，能否不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那首先要看左翼思想能否反省己方弊端、吸收对方长处了。左翼思想者中，东力是最可期待的一位。
东力对社会主义理想有真挚的认同，对它的艰难实践也有深切的理解，挖掘其意义、抢救其价值，是他多年一贯的努力。东力摩挲那段历史的文字富于情感，异常动人，就像怅立西风残照前的诗人，徘徊断垣颓壁间的吊客。但东力不止于此，作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思想者，他输得起这场革命，敢于直面它的失败，探讨其中的原因包括自身的弊端，而不是像很多论者出于一时的需要文过饰非，或干脆铁杆粉丝、直系亲属似地睁着眼睛跟没睁一样。东力对中国革命教训的一面，虽然反思得尚不充分，但在几乎完全丧失了反省能力的左翼思想界，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记得他的有关文章转载于某左翼网站，就招致一些“红色”网友的恶骂。其实，没有否定的肯定才可疑而不可持续。这些年，在极左和极右间一惊一乍的空中飞人络绎不绝。反省与坚守在东力那里并行不悖、相得益彰。2011年他撰文对左翼国家主义及左翼保守主义倾向不假辞色的批判，可谓空谷足音，为当代左翼思想史留下孤礁一样的见证。
东力年方五旬。这个岁数对于一般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尚且不算夕阳在山，对于东力就更是来日方长了。就情怀、禀赋、训练与节奏综合而论，东力更像一支依赖雄厚实力和坚实业绩的“长线股”。他还没够着潜在的自己，还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只要顺其自然，假以岁月，到时该是什么就会是什么。展望之余也谈点希望。治学方法上，东力“情”、“理”兼备。情以感觉体味细节，心通微妙，意会朦胧;理以巨眼参透乱象，统观大局，直逼本质。当代文化溺于情而昧于理，几乎被本能、感觉、细节深埋厚葬了。东力逆风高飞，情、理展如双翼，他的许多观察分析出乎情而入乎理，如“好心热线”接通宏观、微观，使现象和本质如离散骨肉破镜重圆，令人称叹。不过读东力的文章，有时也觉理过于强势，情成了随叫随到的差役，这使得他的一些观点略显生硬牵强。对于剧变中的当代社会，理(如演绎)尤其需要情(如谨慎归纳)的不断滋养，这就需要将二者比例调整到最佳。也不知东力以为然否?
游笔至此，不觉回忆起跟东力认识的最初几年，那时我们时相过访，谈天说地。那时他任职的艺术研究院在恭王府，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宋庆龄故居后身，彼此相隔一泓碧波、一片柳浪。那一带小街窄巷曲折勾连，古槐老柏蔽日遮天，新旧北京的平民岁月袒露着活色生香。一辆浅绿色自行车不时穿行其间，车上人只觉画在眼中，车在画中，只觉是骑着曲儿去，踏着歌儿回。后来，东力他们搬走了。再后来，我们也离开了。浅绿色自行车也不知丢哪儿了。一段生命，就像那湖面上的一片叶，随着水流渐渐飘远了。
纪苏序于2012年中秋之夜
附文：
李云雷为祝东力的随笔集写的跋。
李云雷：《文明走到十字路口》跋
祝东力老师是知识分子中“述而不作”的典型，在1998年出版《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之后，一直没有出版新书。但在我们平常聊天时，他却是高屋建瓴、新见迭出，我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时常聆听他的谈论，感到受益匪浅。一般是午饭后，我们在附近的小区内，边散步，边聊天，谈论最近的新闻、读到的文章、网上的事件，以及思想文艺界的动态，等等。散步走了几圈，我们会找个地方坐下来，继续聊，直到下午上班时为止。我们聊天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在小区里的藤萝架下，那里有L形的两排座椅，上方是密布的藤萝;另一个是在一棵高大的槐树下，这里有一个石桌和四个石凳，正午的阳光透过枝叶洒落下来，明亮，澄澈，而又斑驳，我们坐在这里谈天说地，既是互相切磋、增进学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在研究院的这七年，对我来说，这是最为值得珍惜的场景之一。这样的聊天，仿佛就是一种“游学”，在祝老师的言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我看来，祝老师是很少的能和学生辈的人平等相处的学者，和他聊天，从不让人感到有什么压力，而能够畅所欲言，他包容、敏锐而细腻，同时又视野开阔，知识渊博。跟他谈任何问题，他都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视点去看，或者他会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你细节中的矛盾，让你论述中的罅隙显露出来，你只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表达更加精确细致，——而这样的过程，也正是讨论逐渐深入的过程，它会让你澄清个人意识中暧昧不明的部分，从迂回曲折中寻找到真正能够表述自己的那条小路。
我想大多数读者不会像我一样，有幸聆听祝老师的言谈，因而这本《文明走到十字路口》是弥足珍贵的。此书收录了他近20年来的大部分文章，涉及到政治、社会、思潮、文化、文艺等各个层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光谱中，祝东力常被划为“新左派”一翼。1997年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成了划分知识分子的标签，即使在当时，这一分类方式也没有尊重每一位知识分子个体的复杂性，而只是陷入了不同立场的攻讦。而在15年之后的今天，这一分类方法就更加值得反思。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我们可以看到祝东力的思想轨迹，他从个人的经历切入对一代人思想的分析，“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求学和思索，形成了比较右倾的立场观点。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激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许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转。”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重要的是对时代的敏感与自我反思的能力，这可以让他对社会与人生有更深刻的体察，祝东力可以说是最早从“新启蒙”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他的思想也不能以“新左派”简单地加以概括。在新左派内部，如果以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做更细致的区分，那么可以说祝东力更偏向于民族主义一翼;如果以庙堂与民间做一个横轴，祝东力则更偏向于民间一侧。我想这大致可以概括祝东力在当今思想界的位置。但是这一位置是动态的，我们只能在他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加以把握，思想的独立让他更具超越性，比如此书中关于“中国模式”的分析，关于“全球困境的出路”的分析，就与我们通常所见新左派或民族主义不同，而他对宪政与民主等问题的思考，更是触及到了一般“左派”不会触及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能见出祝东力的思想特色。他总是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思考，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中发展自己的思想。在这里，其实隐含着对“学术”更为深刻的理解。在祝东力看来，学术并非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也不是在搬来的某些理论中进行逻辑推演，而是对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系统性的思考，因而学术的最高境界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学术的这一理解，让他撇开那些花哨的招式与装饰，而直抵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细读此书中的文章，便会发现祝东力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比如《文明走到十字路口》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而《中国的历史使命》、《大目标PK民族主义》、《迎接全球动荡期的来临》等文章，则着眼于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28年后回头重看：潘晓的路和中国的路》、《“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社会文化问题的探讨中，祝东力也擅长于在历史梳理中发现新的问题。在我看来，从这样的历史视野提出问题之所以必要与有效，既在于祝东力的思想方法，也在于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我们置身于一个飞速发展而充满激荡的时代，如同跳进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时常会辨不清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十七年”、“文革”、新时期、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大约每过10年左右，我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氛围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让整个社会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充满了“断裂”。不仅当代中国如此，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同样充满了“断裂”，而自“现代性”问题发生以来，500多年来的人类史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建立起内在的统一性，如何面对这些巨大的断裂，便构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对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并从更高的视点加以概括，让我们辨清来时的路，认识当前的处境，并探寻未来的路，便是最值得重视的工作。祝东力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结合政治经济分析与社会结构分析，孜孜以求地探索中国的路与世界的路，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承担。他所提出的一些论断，如对“苏东模式、东亚模式与中国”的分析，对美国霸权来自于“军事—高科技霸权、美元—金融霸权和意识心态话语霸权”的分析，都简洁而深刻，令人难忘。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忧患与思考，构成了祝东力问题的核心。在这里，祝东力不仅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由此理解他的“思想曲折”，尽管与1980年代相比，他的思想、立场与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正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执著求索，让他改变了个人的思想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祝东力是1980年代“新启蒙”的真正继承者，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完成了思想转折，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继续着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思考与追索。
祝东力不仅有开阔宏大的一面，而且有敏锐、细腻的一面，在此书所收入的对具体文艺作品的分析中，我们能领略到他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细腻的感受力。对我个人来说，读到他早期的文章《文化符号学短论(九则)》和《钱钟书现象》是意外的惊喜，这些文章呈现出了他的另外一面，《文化符号学短论(九则)》的风格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而又精辟透彻，《钱钟书现象》指出，“在古今中西浩瀚典籍的运用上，钱钟书的特点是撷取表面，扔弃深部。对于那些博大精深的经典之作，这种取舍之间的反差尤其显著。”——这是很多论者所不及的，而层层深入的剖析更让此文趣味横生。
在约我写此篇“跋”时，祝老师特意嘱我要写写问题与缺点，虽然学生批评老师似乎有些不敬，但彼此之间真诚的交流似乎更加重要，在此我也不揣冒昧简略地谈一谈。在我看来，祝老师文章的不足之处是：他的文章似乎只有观点，而较少展开具体的论证过程，这让他的文章似乎一棵树只有主干，而缺乏枝叶的纷披，这或许也是他文章都较为短小的原因，这样的文章虽然精炼，但有时也感觉不够舒展;在某些文章中，他宏大的一面与细腻的一面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没有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我想这可能与他写作时紧张的状态密切相关，如果能以更从容的心态去写，或许他能为我们奉献出更好的文章。就像我们坐在那棵大槐树下闲谈一样，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境界。
2012年9月13日